(一)”长征“的由来
发布时间:2016-12-14 06:38:20   作者:田竞
“长征”的由来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战失利,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优势之敌将中央红军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敌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战略转移即成红军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中共随即成立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
      7月6日晚,以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经过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地区。
      北上抗日先遣队携带着160万份(三百多担)的宣传品,其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联名发布。史料证实,提前印制的这些传单落款日期是1934年7月15日,并在此日于福建长汀石峰村发布。可见,“北上抗日”是当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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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原件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7月23日,中革军委命令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首先退出湘赣根据地,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向湖南方向突围西征。10月22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贺龙部会师后在湖南桑植建立根据地。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暗示性地发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信号,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上旬,中央得知蒋介石即将发动最后围歼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随即仓促决定迅速开始突围。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前后,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转移”、“反攻”、“西征”、“西进”等词。如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等在所发的命令、训令中,把红军的行动称为“突围”;10月16日,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反攻”;12月1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把红军的行动称为“西进”。此后,“西进”成为红军行动的代名词。
        虽然“长征”这个词最早见诸于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的第5号命令,其中括号内文字是“长征×××从江西出发”。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红军“长征”概念,但是,那时显然还不可能预料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

\〔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1日发布的命令,署名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腊子口战役纪念馆〕
        对放弃中央根据地这样一件大事,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既犹豫不决又片面强调保密,政治局内也未开会研究。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开始突围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计划实行,其他领导人大都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中央苏区的广大军民在出征和留守两方面都缺乏动员与准备,多认为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只不过是在附近打些运动战又会回转来,还没有“长征”的思想准备。
       1934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做报告时,把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称为“长征”,但这并不是指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8日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中使用的是“突围行动”、“突围战役”。以后又把红军的行动称为“机动”或“突围”。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了“长征”。
         1935年5月,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盛赞“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而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这篇六字骈文的布告出自陆定一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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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里程的不断增加,“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增大。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
      1935年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也就是说徐向前是四方面军最早提出“万里长征”的领导人。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使用了“万里长征”一词。
        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
      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在当地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用了“两万多里长征”的提法。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当天,毛泽东在对肖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其间,毛泽东朗诵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诗。从此,“长征”就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了这个里程。他在随后的讲话中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找到的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最早文献记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组织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同志们集体回忆,毛泽东亲自参与,编写一份红军长征的回忆录,1936年8月完成,定名为《红军长征记》,其中记录的从福建到陕北的距离为18088里,由于行军、打仗的路程是曲曲折折、进进退退的,因此,实际行程为二万五千余里。这是中央红军(主要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距离。